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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内蒙古西部地区教育体系

    时间:2015-09-22 14:57来源:未知 作者:金海 点击: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并在中国东北地区成立伪满洲国以后,关东军又开始向内蒙古西部地区进行渗透和侵略,于1936年5月在察哈尔盟德化县〔1〕策划成立“蒙古军政府”;“七七事变”以后日军占领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绥远省大部分地区,于1937年10月在当时的绥远省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市)改组“蒙古军政府”成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并于同年11月在张家口由日本人为主成立了统辖“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和“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的“蒙疆联合委员会”;1939年9月撤销上述三个傀儡政权,在“蒙疆联合委员会”基础上成立了“蒙古联合自治政府”,1941年8月改称“蒙古自治邦”。历史上将日本帝国主义者扶植成立的这一傀儡政权称之为“蒙疆政权”。日本帝国主义者通过这一傀儡政权,在当时的内蒙古西部地区建立了一套殖民地教育体系,制定殖民化的教育方针和政策,实行“奴化”、“分化”教育。对于日本占领时期内蒙古地区教育状况的研究,学界以往的研究成果很少。基于这样的现状,本文利用一些相关的资料,对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内蒙古西部地区教育体系问题进行初步研究,以弥补这方面的研究之不足。
          一、教育行政与教育团体
        1936年5月“蒙古军政府”在化德县成立,在其政府机构中便有设教育署。蒙古军政府成立之后,在其管辖下的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盟各旗县的教育行政事务均由军政府教育署掌管,并在德化成立蒙古学院,设电报班、师范班和补习班,招收蒙古青年施以短期训练,以应急需。同时,将张北的农业学校改建为察哈尔盟青年学校,聘请日本人为教官,招收200名蒙古青年,进行军事及文化课教学;通过善邻协会派10名蒙古青年到日本留学。还在德化设立蒙日语文讲习所,发动军政府职员学习蒙文和日文。
    1937年10月“蒙古军政府”改组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在其政务院下属的总务部设教育处,成为该政权所辖五盟二市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任命陶克托胡(即陶布新)为处长,并开始制定《蒙古联盟自治政府选派留日官费生规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政务院教育会议规程》、《筹设锡乌两盟蒙古青年学校办法》、《蒙古学院组织法》等各种教育行政法规。〔2〕1938年8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机构改组后,在政务院下属的民政部内设教育处,仍由陶布新任处长,掌管“一、关于教育事项;二、关于学艺事项;三、关于教科书编纂及审查事项”。〔3〕
        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门为各盟公署教育厅。1938年8月,随着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改组,撤销了各盟公署教育厅,在民政厅下设立文教科。这样,民政厅成为各盟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旗公署民政处和市、县公署民政科内均设文教股。
        此外,蒙疆联合委员会于1938年8月改组以后更具有政府职能。该委员会内新成立的民生部掌管其所辖的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和察南自治政府的有关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教育方针政策及行政事务。〔4〕
        1939年9月1日,在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基础上合并蒙古联盟、察南、晋北三自治政府,在张家口成立蒙古联合自治政府。该政府政务院所属的民政部(部长松津旺楚克)内设立教育科,主管辖区内有关教育行政事务。这样,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包括内蒙古西部地区在内的蒙疆地区建立起了从上到下的殖民教育体系。
        1941年6月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实行机构改革,根据所辖地区内蒙古、汉、回等民族的不同特点,采取“属人行政”的政策,单独设立对蒙古族的行政机关——兴蒙委员会。在教育行政方面同样采取蒙汉族教育机关分立的措施,蒙古人的教育行政由兴蒙委员会掌管,而汉族和回族的教育行政则由内政部掌管。
        兴蒙委员会教育处主管事务为“一、有关普及教育培养人才事项;二、有关促进文化发扬精神事项;三、有关宗教礼俗庙会祭典事项;四、有关统一蒙文及蒙文图书之事项;五、有关蒙古历史、地志、文献之整理事项;六、有关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之事项。”〔5〕内政部文教科主管事项为“一、关于学校教育事项;二、关于社会教育事项;三、关于宗教礼俗事项;四、关于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事项;五、关于教科书编纂、审定及检查事项;六、关于教科书发行事项;七、关于留学生事项”。〔6〕
        从此,蒙疆政权所辖地区内的蒙古族和汉族、回族的教育行政由不同的两套行政机构分别掌管。
        1937年10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仿照“满洲国”的教育体制,对其辖区内各级各类教育部门推行监督体制,在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设立专门的教育监督机构和人员。
        1938年8月在政务院民政部设视学官2人;〔7〕1939年9月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在民政部和后来的内政部文教科内设立教学股和教学官2人,在兴蒙委员会设教学官1人;在盟、政厅(1943年以后为省)公署内设立视学官;在旗、县、市公署内设视学一职,〔8〕专门负责监督各该辖区内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及其教学。内政部文教科和兴蒙委员会“教学官奉上司之命指导监督李校教育及社会教育”。〔9〕旗公署“视学承上司之指挥从事视察学校事务及其他有关教育事项”。〔10〕
        此外,蒙疆联合委员会于1939年5月13日曾经成立了一个属于教育咨询性质的机构叫做“蒙疆教育审议会”。〔11〕1939年9月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该机构改称“教育审议会”。1940年1月1日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政务院公布《教育审议会规程》。该会由会长、副会长各一人及委员若干人组成,另设干事若干人,会长和副会长分别由民政部部长、次长担任,受政务院长之监督,“应主管部长之咨询,调查审议教育制度及其他教育上重要事项”,〔12〕并就上述事项向有关部长提出建议。
        在蒙疆地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之外,还成立了一个民间组织性质的“蒙古教育会”。该会成立于1939年11月,最初称“蒙疆教育会”,标榜“以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统治区域内教育之进步与改善及促进文教关系者之间的亲睦向上为目的”,〔13〕由当时的民政部长松津旺楚克兼任会长,副会长由民政部次长大场辰之助兼任,最高顾问金井章二及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竹下义晴被聘为名誉顾问,各盟盟长和参与官、各政厅长官及次长任顾问。随着1941年6月政府机构改革,该会于同年8月进行改组,并将名称改为“蒙古教育会”。9月又与当地的日本人教育机关合并,扩充了组织机构,会长由政务院院长吴鹤龄兼任,副会长由兴蒙委员会委员长、内政部长、内政部次长及回教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将会本部事务所设在内政部,在各盟、政厅(1943年1月以后为省)及张家口特别市公署设分会事务所,各旗县市公署设支会事务所。
        该会所从事的活动为“一、调查与研究有关教育事项;二、编纂刊行有关当地教育的图书杂志;三、召开有关教育的研究会、讲演会;四、培训教员之讲习;五、普及日语、蒙语、汉语;六、介绍教育事业及与教育团体的国际联络;七、与各种文化事业团体的联络与协作;八、教育视察;九、表彰教育功劳者;十、日语教育用图书及其教材、教具之斡旋;十一、当地学生用品的输入与配给。”〔14〕
        该会于1942年4月18日曾召开该年度第一次理事会,确定举行全蒙教育状况报告会、时事讲演会、展览会,演剧,征集日语作文,绘制“大东亚共荣圈”地图及中学地理附图等工作计划。〔15〕
        1943年春,该会曾编纂出版《日本语教材集》,作为中等学校高年级学生及其他日语教育机关研究班学员的日语教材。当时,日本驻张家口公使馆出资购得全部教材,转赠蒙古自治邦政府,并配送给有关学校及机关使用。〔16〕
        由此可见,“蒙古教育会”虽以民间组织形式出现,但其从事的业务不仅仅调查、研究教育事业和举办有关教育的各种活动,而且还出版教科书、经营学生学习用具等,事实上已经具有半官方机构性质,成为日本在蒙祖地区确立的殖民地教育行政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蒙古教育会”在为日伪统治制造舆论氛围、宣传“奴化”教育思想及推行殖民教育政策方面起到了其他组织机构所起不到的作用。
          二、学校种类与学制
        1937年10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立即着手制定辖区内的学校宗旨和学制,并制定相应的教育法规。当时确定的教育宗旨是“以发扬成吉思汗精神,促进蒙古民族教育,培养实用人才为主要内容”,〔17〕从而达到“积极推进教育,力谋人民知识程度之向上,使其具有正当之思想,一扫党化教育之陈腐观念,并努力吸收东洋之新文化,以助长蒙古文化之发展”〔18〕的目标。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确定的学制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三个阶段。
        初等教育分为初级和高级,初级学校修业年限为4年,高级小学为2年。另外,还有成人扫盲教育性质的民众学校等,修业年限没有明确规定;中等教育包括普通中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等。普通中学分为初级和高级,修业年限各为3年;师范学校分师范和简易师范二种,师范学校收初中毕业生,修业年限为4年;简易师范收高小毕业生,修业年限为4年;职业学校按各自的性质规定修业年限为1年至3年;高等教育修业年限4至5年,其中专修科2至3年。〔19〕
        但是这一教育宗旨和学制显然与蒙疆联合委员会提出的“民族协和”、“防共亲日”的教育宗旨和“奴化”、“分化”教育政策有所不符,所以遭到民政部日本顾问的反对,从而未能正式实施。事实上,后来根据蒙疆联合委员会制定的教育方针,在蒙疆地区并未开展高等教育,所以也没有成立任何高等院校。
        1939年9月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在蒙疆联合委员会制定的《教育纲领》的基础上,重新制定了《学制要纲》,规定了各级各类学校的学制。新学制规定,蒙疆地区的教育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两个阶段,还有特殊教育及留学生教育、官吏培养教育等几个门类。
        初等教育分为初级小学、高级小学两种。初级小学学制为4年,高级小学学制为2年;初级小学入学者应为7岁以上,高级小学入学者应为11岁以上者并具有初级学校毕业和同等学力者;设置初级、高级小学的主体为市、县、旗、乡、村、地方团体组织的教育机关或个人;成立或废止学校需盟长(政厅为政厅长官)之同意;对于公立小学的监督由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于私立小学则由旗扎萨克、旗总管及市长、县长监督。学校名称大部分称之为初级小学、高级小学、两级小学并冠以政区名称或地名;一部分小学则称作国民学校。蒙汉回各民族以民族别设立小学为原则。
        小学学习科目为修身、国语、日语、算术、自然作业、体育、音乐、图画、实务、地理等11个科目,使用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编纂的教科书;初级小学一、二年级一周学习时间为23学时,三、四年级为26学时;高级小学一、二年级每周学习时间为30学时;每学年从1月1日开始,12月31日结束。〔20〕在初级小学、高级小学阶段大部分为男女合校,也有相当部分是男女分校。
        1941年6月蒙古联合自治政府行政机构改革后,蒙、汉、回族教育分别由兴蒙委员会和内政部负责实施。这样,蒙旗小学大多称之为兴蒙学校。
        中等教育包括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女子中学、实业学校及实务学校。中学分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两种。1939年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曾制定公布了《公立中等学校官制》,1940年5月又修正公布了《官立中等学校官制》,规定各种中等学校设校长、副校长、教谕(一般学校)、主事(设有附属国民学校及高级国民学校的师范学校)、教导、书记等职员。官立中等学校归民政部部长管理,具体管理职责则由民政部长委托盟长及政厅长官负责。〔21〕1941年6月以后由兴蒙委员会负责管理蒙古族中等学校,内政部负责管理汉族中等学校。有一些蒙汉杂居地带不懂蒙古语的蒙古族学生到汉族中学就读。回族中等学校只有一所回教青年学校,由内政部管理。
        普通中等学校学制为4年,入学资格为高级小学毕业生或同等学力年满13岁以上者;招收蒙古族学生的中等学校设修业年限为2年的实务科及修业年限为1年的师范科。中等学校学习科目为国民道德、国语、日语、历史、地理、数学、理科、图画、音乐、体育、作业,使用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编纂和检定的教科书;女子中学入学资格、修业年限与男子中学无异,学习科目中加授女子所必要的家事、实业、裁缝、手艺等;师范学校则以培养初等教育所需之师资为目的,其学习年限、入学资格等与普通学校没有多大差别;实业学校及实务学校则以接受实业、实务所需的知识、技能、养成勤劳的习惯为目的,入学资格与普通中学相同,实业学校学习年限为四年,实务学校为2至3年。〔22〕
        特殊教育包括各种私塾、简易小学及各种专门学校,其中有中央警察学校(张家口)、地方警察学校(各盟、政厅所在地)、地方警察训练所、蒙疆学院(后改称中央学院,在张家口)、蒙古高等学院(原称留日预备学校,在张家口)、兴蒙学院(在张家口)、中央医学院(在张家口)、交通学院(在张家口)、蒙医养成所(在厚和)、防疫技术员养成所(在厚和)、牧业实验场畜产加工场(在张北)、蒙古绵羊协会种羊场(在集宁)、农事指导员养成所(巴彦塔拉盟、察哈尔盟等)、经济部财务讲习所(在张家口)、善邻回民女塾(在张家口)、铁路学院(在张家口)、天主教修道院(小修道院四处、大修道院三处、察哈尔盟养正中学)、大同清真女塾、包头市立中学班、西苏尼特旗女子家政实验学校以及蒙古军幼年学校(在西苏尼特旗)、蒙古军军官学校(在厚和)等。〔23〕
        此外,社会教育机构有民众学校、民众教育馆、青年训练所、男子青年团,妇人会、各种日语普及机构等。社会教育机构大多以组织青年进行训练或对超过就学年龄者实施某种程度的知识、技能教育为目的。
    在蒙疆地区教育体系中还有一个由日本人建立的教育系统。其中有针对日本人子弟的小学和中学,还有善邻协会针对蒙古族及回族的教育机关。后来,善邻协会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所办的小学大都归各该盟旗教育行政部门管理。
          三、教科书及其编纂
        1936年5月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在其辖区内的小学开始采用“满洲国”编纂出版的教科书。1937年10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仍采用“满洲国”的教科书。与此同时,蒙古文化馆下设一个教科书编译组,着手编辑中小学教科书及课外读物。为急于编纂以供所需起见,首先把“满洲国”文教部出版的小学教科书的国语课本中删去不适合蒙疆政权的内容,并加入适合蒙疆政权的内容,供各地小学使用。〔24〕
        1939年9月“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在其政务院民政部下设教科书编审室,并于1940年成立“教育用图书审议会”。1941年6月“蒙古联合自治政府”行政机构改革时,撤销了教科书编审室,由内政部文教科编纂汉、回族学生所用教科书,兴蒙委员会教育处负责编纂蒙古族学生所用的教科书。1942年12月,又集中上述两个部门教科书编纂人员,在总务厅设立了临时编审室,负责教科书的编纂出版,并于当年编纂出版了高级小学日语读本全套,初级小学用蒙古语读本四册、蒙文算术四册。〔25〕当时在蒙疆地区的中、小学校使用的主要教科书有算术、日语、自然、国(汉)文、修身、日本史、地理等四十余种。〔26〕
        1940年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确定了编纂初等中等学校教科书三年计划,并公布了教科书《编纂要领》,特别强调通过教科书向学生灌输所谓“防共亲日”、“民族协和”及“东亚新秩序”等思想。其中规定“1.强调为东亚新秩序一翼之蒙疆建设团结一致的精神;2.发扬东洋道义之精华;3.适应各民族特质助长其特性;4.特别强调民族协和、防共、厚生;5.认识本地区特殊性,适应当地情况;6.适应时代趋势;7.适应建成高度国防政权”。〔27〕
        1940年5月17日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民政部公布《中等学校用认可教科书之件》,同样强调教科书的政治思想性,要求办理教科书认可时要严格注意“1.适合于本政府成立之意义及使命;2.阐明本政府之特质;3.适合当地之特殊性”,要求应特别注意“国民道德(或修身)之教材以修养人格为基础,由齐家之德进而达及对于社会之任务,以宣扬东亚之道义、防共、民族协和之精神为原则,给予以迈进建设东亚新秩序之自觉”;“历史之教材使人明了历史上之重要事迹,会解社会变迁文化发展之过程,并阐明本政府成立之意义以养成蒙疆人民之信念”;“东亚史以蒙疆为中心而研究各国历史之发展”;“关于民族斗争史实应以民族协和精神为原则办理”;地理教材“应使人理会地球和人类及其生活状态,并阐明两者之关系,尤须使知蒙疆之现势从而促进蒙疆人民之自觉”;“关于蒙疆之地理,使知自然状态、政治、经济、产业、交通之状态及其关系并授以自然地理及人文地理之概要”。〔28〕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规定,从1940年11月起初等学校、中等学校和临时地方教员训练所、青年训练所以及此类训练机关,一律使用具有民政部长著作权的教科书(即蒙古联合自治政府自编教科书)或经民政部长检定和审查之教科书(即非自编教科书)。如违反此项规定,要处以200元以下之罚金。〔29〕
        对于蒙古族小学教科书的编纂同样强调其政治思想性。善邻协会在编纂蒙古族小学教科书时明确提出,“由本协会编写的蒙古儿童用小学教科书,不只在本协会,应在所有从事对蒙文化工作的机关使用,而且作为皇国对蒙古的国策之根本,确立数十年后日蒙关系,具有重大教化意义,有必要在以下各点作为重点:一、唤起作为蒙古人的自豪;二、认识作为乌拉尔、阿尔泰人种的蒙古人在世界的地位;三、特别关心蒙古之国运;四、了解日蒙亲善之必然缘由;五、重视产业教育;六、认识教育之重要性”。为此,该协会还具体规定了蒙古族学生修身、日语、蒙语、蒙古史、地理、经济、时事常识、劳动作业、教练、图画、唱歌等科目的授课目的和意义。其中,修身科目的教授目的和意义为“把握处于新时代之复兴精神,掌握和培养作为防共圈之一员所应具有的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理念”;日语的教授目的是“养成亲日的氛围,通过语言理解日本,养成信赖日本的信念”;地理科目的教授目的是“说明蒙古在东亚共荣圈内的重要性,贯彻防共之要务”。〔30〕
        综上所述,日本殖民统治者便通过其扶植成立的伪蒙疆政权,在其统治区内从教育主管行政部门和教育团体、学校种类与学制、教科书及其编纂等方面,逐步建立起一套殖民地教育体系。这一时期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教育成为日本在中国占领区内殖民教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注释
    〔1〕当时改化德为德化市。下同。
    〔2〕《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七三三年甲年度行政概要》,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刊印,1938年,第7页。
    〔3〕《蒙疆政府公文集》上辑(日文),满铁调查部刊印,1939年,第46-47页。
    〔4〕《蒙疆政府公文集》上辑(日文),第14页。
    〔5〕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总务部编《蒙古法令辑览》第一卷,官制篇,蒙强行政学会刊印,1941年,第47页。
    〔6〕《蒙疆年鉴》(日文),蒙祖新闻社编印,1944年版,第114页。
    〔7〕《北支蒙疆现势》(日文),北支那经济通信社编印,第719页。
    〔8〕《蒙疆年鉴》,1944年版,第374页。
    〔9〕《蒙疆年鉴》,1944年版,第113,115页。
    〔10〕《蒙疆年鉴》,1944年版,第123页。
    〔11〕《蒙疆年鉴》,1941年版,第2页。
    〔12〕《蒙古法令辑览》第一卷,官制篇,第23页。
    〔13〕《蒙疆年鉴》,1944年版,第123页。
    〔14〕《蒙疆年鉴》,1944年版,第381页。
    〔15〕《蒙古》(日文),1942年,第九卷六号。
    〔16〕《蒙疆年鉴》,1944年版,第381页。
    〔17〕陶布新,《伪蒙疆教育的忆述》,《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七辑,第171页。
    〔18〕《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七三三年甲年度行政概要》,第1页。
    〔19〕陶布新,《伪蒙疆教育的忆述》,《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七辑,第171页。
    〔20〕《蒙疆年鉴》,1942年版,第315页。
    〔21〕《蒙疆年鉴》,1941年版,第235页。
    〔22〕《蒙疆年鉴》,1942年版,第316页。
    〔23〕《蒙疆年鉴》,1944年版,第379-380页。
    〔24〕陶布新,《伪蒙疆教育的忆述》,《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七辑,第174-175页。
    〔25〕《蒙疆年鉴》,1944年版,第374页。
    〔26〕《蒙疆年鉴》,1944年版,第374页。
    〔27〕《蒙疆年鉴》,1944年版,第374页。
    〔28〕《蒙古法令辑览》第一卷,民政篇,第16页。
    〔29〕《蒙古法令辑览》第一卷,民政篇,第17页。
    〔30〕《蒙古》,1940年12月,第103号。
     
    〔作者简介〕金海(1955年~2011年),男,蒙古族,内蒙古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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