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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日本对内蒙古地区的文化侵略

    时间:2015-09-22 14:49来源:未知 作者:王慧琴 邢野 点击:
        日本侵略者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很快就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与今内蒙古东部区,继而进一步将侵略的魔爪伸向内蒙古中西部地区。1937年9月4日,日军占领察哈尔省全境,在张家口成立了伪察南自治政府。10月,在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的操纵下,于绥远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成立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939年9月,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伪察南自治政府与伪晋北自治政府合并,改组为伪蒙古联合政府,辖内蒙古西部地区(不包括当时伊克昭盟大部地区、河套地区和原察哈尔省南部及山西省北部地区〈简称蒙疆地区〉)。日本侵略者鉴于蒙疆地区蒙古族人民的“独立”“自治”要求日益高涨的形势,极力灌输亲日意识和奴化思想,并推行民族分化政策。在文化教育方面,日本侵略者首先从意识形态上严加控制,采取大力宣传日本文化、普及日式教育、创办并垄断新闻、通讯、文艺、出版等文化宣传业务一系列措施,实行所谓的“官制统治”。控制、利用与改革宗教,也是日本侵略者对内蒙古地区文化侵略的重要工作之一。所有这些殖民化举措,其主导思想是把蒙疆地区的民众同化为日本的大和民族,为其完全占领内蒙古地区进而侵占全中国奠定思想基础。
          一、奴化教育
        (一)建立从上到下的殖民教育体系
        1932年,与伪满洲国建立同时,日本侵略者即在伪满洲国政府中设立思想文化统治中心-资政局弘法处,将法西斯统治宣传为“王道乐土”,用“文治”征服中国民心,强行灌输独立思想。翌年,废资政局,在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设立情报处,派出大批宣抚人员,打击和瓦解抗日力量,同时统管伪满洲国的新闻、出版、广播等宣传舆论阵地。1937年,情报处扩充为弘报处,由日本人统揽全权。1939年,又加入协和会、农事(兴农)合作社等为刺探中国人民思想动向的机构,协调进行情报搜集和地方性宣传工作。
        1941年,日本侵略者将伪满政权治安部、交通部、民生部、外交部思想文化宣传相关职能转归弘报处统一管辖,还公布《通讯社法》《新闻社法》《记者法》《艺文指导纲要》等。从新京(今长春)到各级地方组织,都设有名目繁多的宣传和施行检查组织。对内蒙古地区,除上述手段、措施外,关东军司令部还特别制定《对内蒙施政纲要》,规定:“要留意蒙古人一般文化显著落后的现状,不要让他们过早地投入先进民族竞争中去,对此必须严加注意。因此,必须考虑适当调节这些蒙古人与居住于满洲边境的蒙古人之间的平衡问题。”针对类似赤峰、通辽地区蒙汉杂居的情况,纲要还规定:对蒙古人的教育(以小学为限)原则上只在满洲边界线上实施。其余各大农村牧区则实行全无教育的愚民政策。
        日本侵略者在对包括内蒙古中部在内的蒙疆地区实行殖民统治期间,从1936年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到1937年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从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到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再到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建立从上到下的殖民教育体系,掌管有关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教育方针政策及行政事务。1941年6月,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机构改革时,根据所辖地区内蒙古族、汉族、回族等不同特点,单独设立兴蒙委员会,掌管蒙古族教育,将汉族和回族教育改由内政部掌管。
        伪蒙古联盟政府成立后,仿照伪满洲国教育体制,在辖区内各类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设立专门教育监督机构和人员。此外,1939年11月,成立一个民间组织性质的蒙古教育会,副会长、最高顾问和顾问由日本人担任。该会将普及日语、编纂日语教育用图书及其教材、教具等列为主要内容。1943年春,该会编纂出版《日本语教材集》,被指定为中等学校高年级学生及其他日语教育机关研究班学员的日语教材。
        (二)为奴化教育服务的教育方针与目的
        日本殖民统治根据蒙疆地区战略地位和伪蒙疆政权的教育方针,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中始终实行奴化、分化教育,向蒙古族、汉族、回族学生灌输“亲日防共、民族协和”及发扬东洋道义精神等思想。
        其奴化教育,规定在各级学校每天早晨举行升旗典礼时,集合全体师生首先向东方遥拜并向日本国旗和伪蒙疆政权旗子敬礼;师生等经过日本神社、纪念塔时必须鞠躬致敬;经过日军岗哨时,必须向日军敬礼;每逢日本天长、地久及日本天皇生日等节日时,学校及机关、团体必须悬挂日本国旗,举行纪念仪式;每当日军打胜仗时,各学校师生必须参加庆祝仪式和游行;每当日军将级以上军官战死,各学校师生必须参加“慰灵祭”活动;要求小学生背诵“我等要与日本协力建设亚细亚”等《学生信条》。新学期开学典礼上,必须向日蒙战殁者英灵默祷,并由学生代表宣读誓词。中等学校都要进行军事训练,由日本人担任教官,让学生学习劈刺、拳击等课目,灌输日本武士道精神,迫令学生对日本教官绝对服从,即使拳打脚踢也不得反抗。
        日本殖民统治极力提倡中国固有的儒教,每年秋季在文庙举行隆重的祭孔礼。祭孔礼沿用古时太牢的供品,实行三拜九叩之礼,主祭人由德王担任,副主席、民政部长、礼教科长等陪祭,并在祭文中宣扬孔子“忠君敬上”学说。
        日本殖民统治通过蒙疆学院、察南学院、晋北学院、蒙古学院、农业学院、蒙古文化学院、中央警察学院等高等学校,对现职的伪官吏从政治上灌输奴化思想,加强亲日教育。还通过各类团体组织,笼络各界人士,麻醉各族青年,消磨各族同胞的祖国观念和民族意识,达到奴化的目的。
        在奴化教育的同时,还进行分化教育,即对蒙古族、汉族、回族的教育行政和初等、中等学校分立,在专门招收蒙古族学生的学校只学蒙古文和日文,不准学习汉文;在专门招收汉族学生的学校只学汉文和日文,不准学习蒙古文。为普及日文、日语,除在学校教育中采取强制措施外,还特别推行“语学检定考试制度”,对学习日文、日语进行等级考试。各级行政人员参加等级考试,合格者给予“语学津贴”。据统计,1940-1943年举行3次日语考试,有1907人(其中蒙古族172名、汉族1578名、回族57名、满族100名)分别取得各个等级的合格证。结果,日语成为许多人的主要语言。许多中学毕业生能说流利的日语,却不能用蒙古文、汉文写通俗文章;有的汉族学生说汉语时夹杂日语,其语言被称为“协和式语”。
        对察、绥、晋北等地沦陷区中国人的奴化教育,从其以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名义颁布的教育方针、目的中可以看出。1939年,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施政纲领》中规定的教育方针为:1.给予对蒙古政权的理想和特质之认识。2.陶冶为东亚新秩序建设忠诚服务的德性。3.掌握民生之提高所必要的知识、技能。4.锻炼身心,培养强健之国民。1940年5月,在《学校教育要纲》中提出以东亚新秩序建设为基调,以期民族协和,宣扬显现东洋道义的教育实践根本方针。同年12月,又在《教育施策》中提出:教育的根本方针在于培养把握组建政府的根本理念,具备旺盛之精力及能够解决组建工作中所碰到的各种问题的能力之国民。
        对蒙古族的教育目的主要有4项,即:1.彻底实施产业服务教育。2.彻底推行体育、卫生及宗教等方面教育。3.日本话及其文化之彻底吸收。4.培养科学常识及改进生活习惯。
        对汉族的教育目的主要有3项,即:1.彻底实施日本教育及其精神。2.日、满、支(支那,指汉族所在的地方)协同体的基本精神培植。3.彻底恢复礼教,并实施产业教育训练。
        对回族的教育目的主要为两项,即:1.除与前述相同者外,彻底实施道德教育。2.树立亲日思想,逐渐陶冶于日本教育训练。
        这些教育目的虽各有不同要求,但基本目的是相同的,即在复兴、繁荣蒙疆的口号下,始终贯穿彻底吸收日本语及其文化,彻底实施日本教育及其精神,树立亲日防共及蒙疆乃至全中国与日本一体化的思想,养成亲日的氛围,养成信赖日本的信念,恢复与提倡旧礼教、旧道德教育,使受教育者完全成为日本殖民主义的奴才。
        (三)创办各类奴化教育学校
        在内蒙古东部地区,日伪政权先后成立多所国民高等学校,其中有在王爷庙成立的育成学院、兴安医学院、兴安女子国民高等学校、蒙民习艺所,在通辽成立的国民高等学校(农科,含畜产科),在扎兰屯成立的国民高等学校,在海拉尔成立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国民高等学校、女子高等学校,在开鲁成立的第一、二高等学校,在喀喇沁旗王爷府成立的国民高等学校,和在原崇正学校的基础上增设国民优级学校。到1941年底,伪兴安4省、热河省、锦州省及省外4旗建立蒙古族普通中学(国民高等学校)10所、蒙古族小学349所。另在各旗成立1~2所试验小学,以培养蒙古族学生。
        1937年,开始各学校推行新学制,以教授日语为主,将日语列为国语,在中小学开设国民科、建国精神等课程,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即逼迫中国人学日语,升日本国旗,唱日本国歌,并成立一系列神社,规定诏书奉戴日、集合等方式,给学生灌输日满亲善、尊重日本天皇的思想,以奴化中国人。各校均有校训,大意都是日满不可分离、要一心一德等。师生到校必须向日满国旗敬礼,高等学校要用日语授课,强迫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学生如触犯校规,即体罚、开除。
        日伪在原哲里木盟各旗县所在地及各努图克所在地先后建立国民初级学校或国民优级学校,还建立一部分中学(即国民高等学校)。如科左中旗巴彦塔拉实业中学、通辽女子实业学校、开鲁女子国高、通辽师道学校、科左后旗广福寺喇嘛学校、库伦旗兴源寺喇嘛学校等。这些学校均被日本人控制,原有教材大部被废除,日语被列为主课。1937年实行新学制后,强行让学生忘掉中华文化,崇拜日本天皇,忠于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赞颂日满亲善、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竭心尽力拥护大东亚圣战,为战争出力等,企图将学生培养成日本侵略者的忠顺奴仆。例如,通辽钱家店蒙古农民道场(道场相当于训练班)为日本人私有公办的学校,分农学系、牧业系、加工系、财务系4个系,只招收家住兴安省的蒙古族青少年,每期两个班,每班25人,年龄15周岁~18周岁,学制3年,计划招6期,共训练500人(实际只办5两期)。课程以学日语为主,兼学农、牧及其加工技术。学生食、宿、服装、课本、文具全由道场供给。毕业后主要分配到蒙古族所在各旗做技术和其他方面的指导工作,待遇相当于当时的蒙旗指挥官。
        (四)创办各类学校与教育培训机构
        日伪统治时期,在蒙疆地区形成初等、中等、高等及专业、社会殖民教育体系。在内蒙古中部的厚和豪特、包头、察哈尔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巴彦塔拉盟,有小学520多所。中学,在厚和豪特除原有归绥中学、绥远师范学校外,增设巴彦塔拉盟师范学校,在张北有察哈尔盟青年学校,在贝子庙有锡林郭勒盟青年学校,在百灵庙有乌兰察布盟青年学校,在化德有察哈尔盟青年学院,在包头也有青年学校。高等学校,有设在张家口的蒙疆学院(后称中央学院)、察南学院、蒙古高等学院(原称留日预备学校)、兴蒙学院、中央医学院、交通学院、铁道学院,设在化德、厚和豪特的蒙古学院,设在大同的晋北学院,还有在张家口设立的中央警察学校和在各盟、政厅所在地设立的警察学校,以及农业学院、交通学院等。
        社会教育作为日本奴化教育的一个方面,在蒙疆各地普遍设立教育机构有民众学校、民众教育馆、青年训练所及宣抚班、爱民班、防共青年团、少女团、儿童团、妇女防共会和各种日语普及机构。社会教育机构多为组织青年训练,或对超过就学年龄者实施某种程度的知识或技能教育。此外,还有各种私塾、简易小学及各种培训类场所,如善邻回民女塾、大同清真女塾、蒙古军幼年学校、地方警察训练所、蒙医养成所、防疫技术员养成所、牧业实验场畜产加工场、蒙古绵羊协会种羊场、农事指导员养成所、经济部财务讲习所、西苏尼特旗女子家政实验学校、天主教修道院等。
          二、法西斯文化专制
        (一)强化殖民统治喉舌
        日本侵略者在伪满洲国实行“官制文化”,将一切文化宣传事业都操纵在日本人所统辖的文化机构手中,新闻、广播、出版、电影以及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舞蹈等文艺部门全部由其控制。同时,极力对中国民族文化进行摧残。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立即发出通令,强令全东北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华”字样,不得使用中国教材,不经日伪当局批准不许集会、结社、游行、摄影、出版等,一律禁绝带有民族意识的书刊,并强行输入日本法西斯书刊。为对蒙古族进行文化教育,先后成立有蒙古会馆、蒙文学会、蒙民厚生会、蒙民裕生会、青旗报社、蒙文编译馆等,开展蒙古语统制及普及日语运动,开展改善蒙古人生活运动等。
        日伪统治期间,在伪蒙疆政府设置有蒙疆新闻社、弘报局、放送(广播)局等,出版发行《蒙古日报》《蒙古周报》《蒙疆新闻》《蒙疆新报》《蒙文新报》《蒙疆通讯》《蒙疆日报》《察哈尔新报》《蒙疆晋北日报》《蒙疆正报》《蒙古民声报》《复兴蒙古之声》《蒙古年鉴》等多种报刊,它们以伪蒙疆政府的施政方针为宣传方针,宣传“蒙日亲善”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建立东亚新秩序”等,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喉舌。
        蒙疆新闻社组织机构庞大,在理事会下设蒙疆新报编辑局、蒙疆新闻编辑局、蒙疆日报社、蒙疆晋北报社、蒙疆印刷局、政务局、营业局、蒙疆事情指南所和大同之社、厚和之社、包头支局、华北支局、天津支局、新京支局、东京支局、大阪支局以及太原、青岛、上海、南京通讯社等。以企业面貌出现,但实际是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喉舌和“蒙疆”地区新闻文化垄断机构。它不仅垄断伪蒙疆地区报刊、图书的出版印刷发行,还经常举行美术展览、有奖文学征文和棒球比赛等文化体育活动,同时配合日本殖民当局搞“灭共周”、“决战生活周”等,号召人民穿“决战”服、献金、献铜、献铁、献蓖麻油、张贴反共、反英美标语,利用讲演会、电影、广播等进行“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建设”、“共存共荣”、“民族协和”以及“皇军赫赫战功”等宣传。蒙疆新闻社出版的《利民月刊》系综合性刊物,以繁荣蒙疆文化,完成“大东亚圣战”,实现“大东亚共荣圈”为宗旨,内容庞杂,有写真、纪事、论坛、时事解析、杂俎、特载、风俗、古迹、戏剧、文艺、妇女、家庭、儿童、漫画等栏目与内容。如4月号刊登有《大东亚宣言之实践及其条件》《德主席之两大爱民仁政》等。
        此外,还有各种行业、部门编辑出版的各种报刊。如伪蒙疆银行调查课编印的《蒙银经济月报》,专门汇集该行优秀职员所发表的当地经济情况,并刊载各种调查资料的研究,分概要、金融、贸易、物价要录、重要日志、主要经济统计表等栏目;伪巴彦塔拉盟兴亚协进会出版的《大亚细亚》,“宣传新政权之德政于邻疆,参划道义乐土之建设。谋民意之畅达,以其民众实际的安居乐业。中坚士子训练动员,以备挺身参加灭共战线。以道义大日本之精神为中心,以谋各民族之和衷团结”。
        1937年8月底,日军攻占张家口后,由伪满洲国电信电话会社中部特派员立即设立放送局,从9月1日开始每日用日、汉两种语言播音。1938年11月1日,该放送局分离出来,成为蒙疆联合委员会直属的广播机构。12月底,在厚和豪特开始以“厚和放送局”名义播音,每日早、中、晚用汉、日语歌播音1小时。后又在大同、厚和、包头设立放送局。1939年后广播、电报、电话事业统一由伪蒙疆政府交通部邮电总局管理,并由特殊会社蒙疆电气通讯设备株式会社具体负责经营。用于无线电器材的买卖使用控制极严,民间拥有收音机的人极少;同时禁止收听蒙疆放送局以外的电台,但为扩大广播的收听范围,在各城市主要街道、火车站等公共场所安设有高音喇叭,按时播放指定的广播电台播出的节目。伪蒙疆地区图书的编辑出版印刷,多集中在张家口、厚和豪特。
        (二)控制利用与改革宗教
        喇嘛教是内蒙古中部地区影响力最大的宗教。日本侵略者早在“开展内蒙古工作”时,关东军就高度重视喇嘛教,将喇嘛教作为向内蒙古中部地区渗透和掌握蒙古人心的重点之一。伪蒙疆政权建立后,驻蒙军沿袭关东军的做法,对喇嘛教进行保护、控制、利用和逐步改革。
        1939年9月起,每年召开一次喇嘛大会,宣传新政权的各项方针政策。1940年12月,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制定《宗教施策》,其中对喇嘛教的总方针为:将喇嘛教对策的重点,放在养成彻底的对日依存观念,以期人数之限制、素质之改革及组织之结成。1941年,成立蒙古喇嘛教总会及土默特旗、察哈尔右翼4旗支会和分会,还成立管理伪蒙古自治邦政府管辖区域内寺庙和喇嘛的专门机构——喇嘛印务处,并在多伦汇宗寺、善因寺和达茂旗希拉穆仁召分设喇嘛印务处。
        日本殖民统治在拉拢喇嘛教上层的同时,还派遣大批青年喇嘛到日本各寺院学习,以使蒙古喇嘛教“日本化”。据统计,先后派遣到日本各寺院学习的蒙古喇嘛100多人,其中近一半为内蒙古中部地区的喇嘛。1942年,驻蒙军化德特务机关开办喇嘛训练所,专门招收20岁以下青少年喇嘛,向他们灌输“反共亲日”等思想,教授特务情报工作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学员结业后分配到各寺庙及机关、团体、学校进行情报工作。乌珠穆沁左翼旗农乃庙、乌珠穆沁右翼旗王爷庙、乌珠穆沁左翼旗喇嘛库伦庙都设有日特电台。
        1932年12月,伪满洲国兴安总署发布《禁止喇嘛干涉政治之件》,强调严格实行政教分离的基本方针。1933年7月,关东军制定的《暂行蒙古人指导方针要纲案》中提出:鉴于喇嘛教普及的实际情形,要利用喇嘛教,以便注意把握民族自我意识,对于宗教进行适当的改良。1934年,又规定蒙古人如出家当喇嘛,必须得到旗长核准。1935年,选派15名蒙古青年喇嘛到日本寺院留学。同时,取消喇嘛免除服兵役的成规,强征青年喇嘛入伍,动员喇嘛献出铜铁、参加煤矿采煤劳动等。1940年,伪满洲国国务院公布《喇嘛教整备要纲》,决定成立喇嘛教宗团,作为改革喇嘛教的中心母体。12月,喇嘛教宗团成立,推举阿鲁科尔沁旗罕庙查干呼图克图阿旺业喜拉哈巴僧格为团长,并选出出席第一次宗团会议的代表70名。其后,伪满洲国设立兴安南、兴安北、兴安西、热河、锦州、奉天6个地方教区,下设30个分教区,分别成立教务所和教务分所。
        同时,日本殖民统治者还利用佛教、道教、天主教、耶稣教、回教、红卐字教、青红帮、一贯道、纯一善社等宗教团体和反动会道门,麻醉人民思想,从事特务活动。1938年12月15日,在日本人的操纵下,在厚和豪特市成立统一领导伪蒙疆联合委员会辖境内伊斯兰教西北回族联合会,并在厚和豪特、包头、张家口、大同设立了回族支部。
        (三)掠夺摧毁文化古迹
        日本侵略者为摧毁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到处毁灭中国名胜古迹。内蒙古中部地区的达拉特旗境内王爱召是伊克昭盟最大召庙,遭到日军最野蛮的摧毁。
        王爱召,又名伊克昭,蒙文名“乌哈格尼巴达古拉圪齐庙”,始建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原寺庙规模宏大,吸取藏族、汉族、蒙古族寺庙建筑精华,占地50亩,有庙亭、正殿、钟楼等,十分壮观。1941年2月18日,驻包头日军小岛部队出动80辆卡车的步兵,在坦克、装甲车、飞机掩护下,轰炸一天后,闯入王爱召,将镶嵌有珠宝的银制佛像、成套的经卷、金马鞍、精致的壁毯等珍贵文物装车运走。3天后,王爱召被劫掠一空。22日晨,日军将汽油浇到王爱召建筑物上,在僧侣房堆入干柴,放火焚烧,大火一直燃烧40多天。一座有300多年历史的宏伟寺庙,变成一片废墟。日军占领多伦时,火烧马王庙、内关帝庙、外关帝庙房屋52间,掠走普英寺二楼镇庙之宝“金城”。该金城高50公分~70公分,方圆1.5米,纯金制造,工艺称绝,价值无法计算。
    日本侵略者还派遣大批文化间谍潜入各地,疯狂盗掘历史文化遗址,并将大批价值连城的文物据为己有,运回日本。1931年秋,日本人德永重康率“满蒙学术调查团”抵赤峰,在红山前后发掘石棺墓数座,把出土文物悉数装车运走。1934年,日本伪文化学者牟田哲二窃走赤峰红山出土的陶瓷、石器、青铜器等一批重要文物,“赠给”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后又与鸟取森南等人窃走一批文物,“赠给”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扎赉诺尔等地的历史文化遗址,也多次遭到日本人盗掘。
        (四)建立聚乐部
        日本侵略军为腐蚀瓦解中国人民斗志,于以丰富民众生活为名,在殖民统治地区建立许多“聚乐部”。如1938年在萨拉齐县城内成立聚乐部,设在萨拉齐县城内东楼子店院(后迁到太平街东口路南)。聚乐部白天晚上都唱大戏,观众可以不花钱入内观看,敌人以此作为钓饵。聚乐部内设很多赌博场,种类各式各样,应有尽有。与其说是聚乐部,勿宁说成聚赌场。
        聚乐部门前摊贩林立,熙熙攘攘的人群,看表面像是自由自在的极乐世界,个别爱赌博与凑热闹者往往会上钩。那里赌棍们高声吆喝:“一个钱押十宝,十个骡子驮不了。”常有一些人陷入这个罪恶深渊中。不知有多少人输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不知有多少人输得铤而走险,无家可归,还有的自知难见亲人,自杀身亡。去“聚乐部”除一般老百姓被诱骗外,当时的日伪警察、特务、翻译也常到赌场进行敲诈勒索。这些人去聚乐部耍赌时,只能赢不能输,若要输便大发雷霆。这时承包宝摊的人,则出面帮腔说话把他们输的钱如数奉还,再加上一些钱表示“敬意”。否则,他们会节外生枝,故意寻找麻烦。所谓聚乐部名曰“王道乐土”,实际是残害中国人的陷阱。
        (五)建立协和会
        日本侵略者还大力推行以思想统治和精神麻醉为目的的愚民政策,通过协和会等组织,宣扬“大东亚共荣圈”“日满亲善”“日满一德一心、共存共荣、民族协和”等思想。1932年7月,伪满洲国协和会成立,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任名誉顾问。1941年,协和会改组,实行伪满洲国政府与协和会二位一体制,即各省省长、次长是该省协和会本部长、副本部长,旗县市长及旗参事官、副县市长是该旗县市协和会的正副本部长。
        内蒙古东部地区伪兴安四省及热河、锦州省也均成立协和会省本部,部长由各省省长兼任,实际工作由专任事务长(均为日本人)负责。在各旗县设立协和会旗县本部,各区和努图克、街设置分会。协和会各级本部均给会员填发会员证,会员必须协助其完成各项任务。发展会员时,不分民族和职业,只要服从协和会纲领即可参加。协和会组织及工作重点是将各行业最基层人们的言论和行动纳入到该组织中,以便进行精神控制和监督,从而建立思想上的国防。其工作主要是:精神运动、组织工作、青少年运动、联合协议会和特殊工作(如对蒙古喇嘛教和白俄人的工作)等,统称为协和运动。协和会成为日本在内蒙古东部地区殖民统治的一个得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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