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研究 当前位置: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 > 文史研究 > 正文
  • 晚清河套地商研究

    时间:2015-09-02 10:08来源:未知 作者:陶继波 点击:
        一
        所谓地商,“是封建商业高利贷资本与土地相结合,以修渠灌地、收粮顶租、贩卖粮食来谋取高额利润的商人”〔1〕,是清代中后期出现在内蒙古河套地区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主要经营手段是“包租蒙地而散租于民人”〔2〕(卷一),即通过向蒙旗王公放高利贷等途径,获取蒙旗土地的经营使用权,再转租给个体农民,从对农民的高额地租剥削中获取高额利润,然后或利用充足的商业资金,或依托娴熟的水利技术,广开土地,大兴水利,积蓄势力。可以说,地商是河套地区农业开发与水利建设的投资者与组织者,也是放垦之前河套社会的实际主宰者。
        “地商”一词始于何时,已不可考。有论者认为,最早见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八月七日钦命督办垦务大臣贻谷的奏折中〔1〕〔3〕(P.59),但此说亦不确。因为当年三月二十九日,贻谷在上奏时就曾提到“蒙旗垦务事关重大,头绪繁多。凡联络蒙部,安辑地商及一切招垦、清丈、勘界各事,在在均关紧要”〔4〕(P.37)。说明此时的官方文件中已经有“地商”名称出现。
        地商与河套地区的旅蒙商在源流上有密切的关系。据史籍记载,地商出现之前,旅蒙商人即已进入该地区。这些来河套做生意的商人,大多来自河北、山西、陕西等省。他们起初多以包头为据点,在河套开设商号,后来,随着在当地经济利益的不断扩大和收入的稳定,有的旅蒙商开始在河套定居经营,逐渐发展成为很强大的商业高利贷势力。在经营的过程中,他们与蒙旗王公等上层势力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商业经营的范围,通过投资租种和分佃土地来获取更大的利润。这些挟带着大量商业资本的旅蒙商的经济活动,在客观上为后来河套地区水利建设的兴起与发展创造了条件,他们也因此被看做是地商的前身。
        道光初年,在河套地区开设永盛兴、锦和永两商号的旅蒙商甄玉、魏羊与达拉特旗“郡王交善”,他们资助郡王打官司争夺有争议的王位并取得胜利。郡王承袭王位后,为了酬谢资助之功,特准许甄、魏二人在河套西部缠金地开垦耕地。甄玉、魏羊得到此特权后,共同集资招雇流民,于道光五年(1825年)在缠金地刚目河两边黄河湾子上直接开挖了一道长50里,口宽1丈的引水干渠,这即是号称清代以来“后套八大干渠中之最先之一渠”的“缠金渠”。缠金渠的修建,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河套地区的土地开垦与农田水利的兴起与发展,而且还对此时正在运转的移民进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史载:“由于在后套地方开通渠道,实行灌溉农业,对于缺雨地带的农业发展贡献很大,更促使春来秋去的季节性农民定居下来”〔5〕(P.259),进而拉开了清代以来河套移民与开垦土地高潮的帷幕。缠金渠的修建,标志着地商正式登上河套历史舞台,旅蒙商甄玉、魏羊也因此而成为有明确记载的最早的河套地商。
        此后,一批拥有雄厚资本的旅蒙商人纷起效尤,开始转向获利丰富的商品性农业投资并与出租土地及雇佣短工相结合而成为地商。一时间,“汉人之业此者甚多”〔6〕。以至道光八年(1828年),清廷专下特旨:开放河套缠金地,给地商耕种五年,并令达拉特旗、杭锦旗也将所属河套地节次开垦〔7〕(卷下)。缠金地的开放,犹如给一条溢满了洪水的河道打开了一个决口,内地汉族农民大量涌入这块水源丰沛、土地膏腴的平原上。后来出现的便是耕地扩大,关系农业命脉的灌溉渠道不断延伸的局面。
    此后,随着道光三十年(1850年)乌加河的淤断以及洪水涌流而下形成许多天然小河流等自然条件的变化,河套地区渠道的开挖变得十分有利,“数百里间极易开渠,足资浸灌”〔4〕(P.3)。其结果是河套地区凡河水所过之处,尽成膏腴,在此种地,有非常好的收获,“水田一亩之入可抵关内山田十亩”〔7〕(卷下)。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河套地商开挖渠道以获厚利的积极性。于是,继道光时开挖缠金渠之后,咸丰元年(1851年),众地商又集资开挖了合少公中渠,干渠长40里,支渠15道,浇灌耕地约300顷;十一年,地商贺清开浚了刚济渠,干渠长130里,支渠12条,灌地达1000余顷。缠金地一带逐渐形成了以48家商号为中心的48个村落,每个村落各开田地数十顷至数百顷不等,包租蒙旗垦地连阡接垄,其中仅缠金渠每年就可灌地三四千顷,收获的粮食高达数十万石。
        随着河套地区水利的不断兴建以及土地的大量拓垦,地商的数量也随之快速增加,并于光绪年间达到鼎盛,“数十年来,商人不下千百”〔7〕(卷下),其中仅见于垦务局记载的报效渠道有名有姓的地商就有58人之多〔4〕(PP.1381-1422),河套地区也由此“几为各地商之殖民地”〔8〕(P.173)。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一月,清廷任命兵部左侍郎贻谷为“钦差督办蒙旗垦务大臣”到内蒙古西部办理垦务。此后随着官方势力的刚性介入〔9〕和蒙地的放垦,众地商迫于官方压力,不得已将自己拥有的渠道、土地等“报效”官方,并通过向垦务局交纳押荒银取得土地的所有权而逐步演变为大大小小的地主,“地商”作为一个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就此退出河套历史舞台。
        二
        河套地商的构成成分十分复杂。总的来说,河套地商大部分都是由在河套地区进行商业活动的旅蒙商人发展而来的,早期的地商更是如此,开发缠金渠的甄玉、魏羊等人即是此类地商的典型代表。他们是地商的基本构成成分,为数最多。但也有少数人通过其他途径成为地商。一类是军人。主要是指同治时清军镇压西北回民起义后途经河套时所留下的一些编余人员。这些人久在军营,有一定积蓄,于是“留居经营农业,遂家焉”〔10〕(卷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转化为地商。其代表人物有开挖老郭河的郭有元,势力能与大地商王同春相颉颃的陈锦秀等。一类是由一些具有特殊技艺(在河套地区主要指治水开渠技术)的贫苦移民经过辛勤劳作而发家转化成地商的。此类地商人数固然极少,但其贡献却最大,河套地区最著名的大地商王同春即是典型。王同春年少时因家道衰落而从河北邢台来到河套投亲谋生,充当渠工。在长期的开渠实践中,他殚心渠工,孜孜讲求,不遗余力,从而掌握了一套高明的治水开渠技术,他“可以预测黄河之涨落,可以相度地势之高低。所堑渠道,无不水流畅旺,所垦田土,无不收获恒丰”〔11〕(P.135)。他在稍有积蓄的时候,便向蒙人包租土地,并自己开挖渠道而走上地商道路,最终一跃成为河套地区最赫赫有名的大地商,被称为“河套王”。
        因为地商的主要特点就是包租蒙地而散租于民人,所以他们在河套地区的首要目标就是从蒙旗那里包租土地。为了获取土地开发权,地商往往动用大量资金在蒙古上层活动。从蒙古王公方面而论,由于地商可以一次性提供大量地租,所以也乐意将土地租给他们。因此地商往往能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蒙旗王公以及召庙喇嘛手中租得大量土地,名曰“包租蒙地”。包租的土地数量有大有小,全凭地商实力而定,多的有上万顷,如王同春包租的土地就达到1万多顷,东西长100多里,南北宽30~80里不等〔4〕(P.138)。包租蒙地一般要订立租地合约,普通以20年为限,但也有长期的,如王同春与蒙古人的租地合同就长达1万年,等于永租了。由于有资金,有势力,蒙古人一般不敢对地商随意夺佃,地商也的确需要有类似永佃的基础才敢投入巨资,修筑具有长远意义的灌溉工程。因为有些工程的工期可能长达几十年,需要父死子继,叔死侄继才能完成,“往往一渠之成,时或需至数十年,款或糜至十余万,父子相代,亲友共营,而已成之渠又必每岁深刷其身,厚增其背,其流动充满而洊至溉田干百顷者,良非易也”〔4〕(P.1302)。
        地商对包租来的土地一般实行两种经营方式。一种是将地亩划分为小块土地分租给内地来的汉族移民耕种,这种方式所占比重较大。地商包租蒙旗土地的租银很低,一般是每顷5~8两银子,而租给“花户”却每顷高达20~40两银子不等〔12〕,一进一出之间,租价就涨了4~5倍之多,地商就这样从租地的差价中获得了巨额利润。如王同春,每年可以从他包租的土地上获得23万多石粮食,17万多两银子。地商出租土地的方式主要有“放租”与“伴种”两种,“每岁于春苗出土时,派人丈量,视苗稼之优劣,定折扣之等差,秋获后佃户纳租于地商,每顷二三十两不等,是谓放租。又有佃户出资耕种,地商三分其岁所入之粮者,谓之伴种”〔7〕(卷下)。另外一种是地商设立公中、牛犋,雇佣长短工自己经营土地。像王同春的公中、牛犋,每年雇佣的各类长短工数以千计,“他(王同春)的伙房有很大一铺炕。可以睡百人,替他种地的究竟有多少人,他自己也说不清”〔13〕(P.8)。
        租得土地后,地商们就开始在租地内浚渠修堰,引河水来浇灌土地,这是河套地区土地开垦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河套地区降水严重不足,而蒸发量又远远大于降水量,“天雨甚少,即雨水不能充分湿透表土,地下水因海拔过高,又不能渗透至上层,故非黄河水涨时,充分灌溉不为功。而黄河又不能直接灌溉,必开相当之渠,与黄河衔接而引其源始便”〔12)。所以在河套地区,尽管说地土衍沃,千里膏腴,非常适宜农业,但农田惟恃从黄河开渠引水浇灌,“土人开渠引水,水到则稼穑丰隆,施工少而利大,更无赖乎天雨与否,故土人有不靠天吃饭之谣。然水所不到,则石田坐叹,收获无望,厥土然也”〔14〕(P.E1)。故有论者认为“总起来说,后套的开垦,中心问题是挖渠”〔15〕,这个看法是颇中肯的。因此,地商们“甫经得地,先议开渠,支别派分,各私所有”〔4〕(P.1302)。
        地商在河套地区修渠道大兴水利经历了两次浪潮。第一次是在道咸年间。继道光五年(1825年)旅蒙商甄玉、魏羊开挖了清代河套地区最早的一条人工干渠——缠金渠后,河套各地相继修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干渠,著名的有合少公中渠、刚目河渠等。这些人工渠道为河套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第二次浪潮从同治后期开始到光绪末年,这也是地商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众多地商或独立、或集资共股,竞相开渠,除同治年间开挖的阿善渠(地商公惠成开挖)、十大股渠(张姓地商开挖)、哈拉乌素渠(地商公惠成开挖)、短辫子渠(地商张振达等开挖)、长胜渠(地商侯双珠、郑和等开挖)等以外,仅由地商于光绪年间(光绪二十七年放垦之前)开挖的大小干渠就有20多道〔3〕(P.51)。这些干渠到清末最终整合成以永济渠(即缠金渠)、刚济渠、丰济渠、沙河渠、义和渠、通济渠、长济渠以及塔布渠等八大干渠为骨干的渠系网,总长度为1543里,共有支渠316道,灌溉面积达1万多顷。可以说,这一条条渠道组成了河套这片农耕区的动脉。
        这些渠道由地商开挖,也由地商管理。他们往往沿渠设置公中和牛犋,一个公中管数个牛犋。公中分段分片管理渠道,实行渠地统一管理,人员各有专责。每个公中都设有渠头、牛犋、设有跑渠的,他们是水利专职人员。有关挖渠、巡查、打坝、分水和征收水费等工作都由渠头、跑渠的负责。王同春早年就是一个渠头。当大规模兴修水利的时候,则另行雇用劳力来承担。而且渠地租收取的标准,没有统一规定,皆取决于地商。
    地商除经营土地外,一般还多兼营商业。他们开设商号,从农民手中低价收购粮食和皮毛等运往包头及内地出售,换回布料、烟酒糖茶等日用百货在河套高价出售,从中牟取暴利。如王同春即是如此。他每年把河套地区的滩羊皮和细毛软皮运到直隶顺德,然后再把绸缎布匹洋广杂货等从顺德等处运回河套。此外,一些地商还建有自己的油、粉、碾磨、酒坊等手工作坊,与河套地区的蒙汉人民进行商品交易。通过这些商业贸易,地商们积累了雄厚的商业资本,以农助商,以商促农,从而降低了仅从事单一农业生产的风险,进一步巩固了农业与商业的结合。
        除了参与经济活动外,地商们还积极组织、参加诸如修庙、建桥等社会公益事业的建设。清末河套地区隆兴长附近的四大股庙,在因年长而“庙倾圮”之时,就是由众地商提议,大地商王同春“鼎力乐施”“钱五千缗有奇”而重修、扩建成拥有正殿、东偏殿、西偏殿各三楹,东西禅房各三间,山门一,钟鼓楼二,乐楼一的“数百里罕有”的大寺庙。王同春也因此被称为“善人”〔7〕(卷下)。修建桥梁更是如此。据《五原厅志稿》记载,光绪三十四年(1907年)时,河套地区共有大小桥梁55座,其中有明确记载修桥者的32座桥中,仅有5座是由官府出面修建的,其余27座均为地商兴建〔7〕(卷上)。
        地商通过参与以上各项活动而成为该地汉族移民社会的实际控制者。当时河套地区尚未设厅治,名义上归萨拉齐厅“遥制”,但“厅官因地属蒙藩,置而不问”〔7〕(卷下)。而蒙旗也“因套中无王府设置。其王府皆距套遥远”〔16〕(P.124)而对该地区的管理鞭长莫及。于是,该地区在官方放垦前就成了“三不管”地区,而集土地包租者、渠道所有者、商人于一身的地商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河套社会的实际主宰者。
        地商对河套社会的控制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地商通过经济上的优势加强社会控制。河套地区的渠道基本上都由地商开挖并拥有,而当时的河套地区,“谁对渠道取得了支配权,渠水灌到的地方,就是他所能支配的土地。他就是那些土地的实际主人。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那些从他手里租用土地的农民,事实上都听命于他,绝对不敢违抗。农民们相互之间如果发生矛盾,也只有由他来裁断处理,他就是事实上的法官”〔15〕。因此在官方放垦之前,拥有渠道所有权的大小地商成为河套社会的实际主宰者,也就无可置疑了。
        第二,地商通过政治上的特权获得实际控制权。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许多大的地商甚至还拥有正式功名,如王同春就是五品军功,郭敏修是七品军功〔4〕(P.1381、1385)。这些功名无疑为地商取得河套社会实际控制权提供了便利,使之名正言顺地成为了河套社会的主宰者。
        第三,地商通过暴力称霸地方。当时地商之间往往因“凡事一关了利就会发生争端,他们为了争水霸地时常械斗”〔17〕。因此地商不论实力大小,一般都自备有枪械,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把式匠”,依靠这些“把式匠”来“霸地争渠,率众械斗”〔7〕(卷下),结果使得河套地区“强者人与扛帮,弱者闻而裹足”〔4〕(P.166)。地商陈锦秀与王同春之间的生死争斗甚至还引发了一场直接与清朝地方政府对抗的农民暴动——刘天佑暴动。地商们还自立法规,对触犯他们利益的轻则惩罚,重则处死。如王同春就制定了许多令人发指的严刑酷罚,有“下饺子”(以袋裹人投掷河中)、“吃麻花”(以牛筋作鞭抽人致死)以及“住顶棚房子”(冬日投入冰下),等等。“谁要不买他的帐,就把这些人的辫子连起来,一串一串地往黄河里送,无人敢说一句话”,甚至连官府也拿他没办法。当时官府派人到王同春的公中捉拿罪犯,“每一次去人,不谈拿办还可以,送你很多盘川;一说拿办,就请你下黄河。自是持差票拿办的衙役,摸清了王同春的脾气,多方逢迎,总是满载而归〔13〕(P.8)。
        地商对河套社会的控制是通过一套类似内地官方行政机构的体系来实现的,这一体系的核心就是地商的公中、牛犋,由公中的渠头、牛犋的跑渠的负责渠道、垦荒以及租佃土地等日常事务,可以说地商的公中、牛犋就是该片土地上的管理机构,由地商“指挥其间,俨然一建国主也”〔17〕。有人甚至形象地把这些公中、牛犋比作是地商的司令部,“在这些司令部里,商人制定挖渠和开垦土地的计划,组织人力办理供应,指挥一切”〔15〕。
        三
        在晚清河套地区开发的进程中,地商起了巨大的作用。
        首先,地商是清代以来河套地区农田水利建设的主要发起人与建设者。从甄玉、魏羊开挖缠金渠之后,地商们便开始向河套地区的水利灌溉系统注入资金,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雇佣、组织流民兴修农田水利。“一渠之成,往往需时数十年,耗款数十万。如甄玉、侯应奎、郭敏修、王同春辈,父子相代,亲友共营,持以毅力,卒开成大干渠九道(后淤一道),小干渠二十余道。又每岁须深浚其身,厚培其岸,始得灌田千百顷。功程伟大,经营实匪易地。”〔18〕(P.33)与清以前历朝历代由官方兴修水利相比,这些渠道完全是由地商自发兴修的,这可以说是史无先例的。如王同春对河套水利建设所做的贡献,就连当时一向与其不和的天主教会也不得不予以承认,大加赞叹,认为他“精通河流水利,堪称水利专家,他做了不少的事……王氏兴办水利的功绩是不能泯灭的”〔19〕(P.18)。
        其次,地商对河套地区的土地开垦以及移民的到来也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因为河套地区的土地均赖渠水为命脉,渠开至何处,地才能垦至何处,所以随着地商对河套渠道的不断开挖,大量荒地被开发出来,成为肥沃的农田。便利的水利、肥沃的土地,自然对内地贫苦农民有极大的吸引力,“汉人扶携老幼耒耜而来”〔11〕,更促使春来秋去的季节性农民定居下来。而且地商在兴修水利的时候,往往还“需要庞大的人力,于是遂招来许多移民。当一新渠道完成……而此部分移民,因而亦得到适宜的安置”〔20〕(P.31)。
        第三,地商的私人武装与法规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治安,尤其是局势动荡的时候。如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军一部进入河套地区后,当时河套社会十分混乱,缠金地附近的地商们就将各自的“把式匠”联合起来,分立了仁、义、礼、智、信五社,办理团练,资以安居。
        第四,地商对河套地区城镇的兴起也做出了极大贡献。一些大地商的公中、牛犋随着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多,逐渐成为周边地区的中心地,并发展为集镇。如五原县城隆兴长镇,原本只是大地商王同春的商号所在地,后随着人口的增加、渠道的便利而逐渐演变成一个商店林立、日臻繁盛的大集镇,并最终成为五原县的县城。
        最后。地商进入河套地区还带来了汉蒙关系的新发展。他们本来就多在蒙地经商,关系广泛,熟悉蒙情,他们在投入资金的同时也努力完善与蒙古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以王同春为例,他与蒙古人的交涉,有独到的成功之处。为了同蒙古人搞好关系,他学会了蒙语,无论是王公还是贫民,他都能直接打交道。他不但对蒙古人示之以诚,按契约交租,对他们的困难,也常出钱出力给予帮助,以此建立起了广泛的关系网络。甚至蒙族之间的纠纷,只要他参与调停就能解决。在开挖沙河渠之前,蒙古上层发生斗争,王同春亲为调解,费时月余,耗银2000两。达拉特旗王公感念他的帮助,将隆兴长以西的土地租给他,他才得以开挖沙河渠〔16〕。
        总起来看,虽然地商的活动在河套地区存在一些负面作用,如相互械斗而造成社会秩序动荡不安以及在兴修农田水利过程中也存在许多弊端,等等,但与上述地商的贡献相比,则显得微不足道。地商在其存在的数十年中,对河套地区的开发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对该地区的人口构成、水利建设以及社会变迁等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史料对他们“厥功甚伟”〔21〕(P.9)的评价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参考文献〕
    〔1〕张植华.略论河套地商〔A〕.内蒙古垦务研究(第1辑)〔C〕.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
    〔2〕甘鹏云.调查归绥垦务报告书〔R〕.1916
    〔3〕陈耳东.河套灌区水利简史〔M〕.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1988.
    〔4〕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Z〕.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5〕田山茂.清代蒙古社会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6〕李逢谦.调查河套情形记〔J〕.东方杂志,光绪三十四年(第五年第七期).
    〔7〕姚学镜.五原厅志稿〔Z〕.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2.
    〔8〕督办运河工程总局编辑处.调查河套报告书〔Z〕.北京:京华印书局,1923.
    〔9〕王建革.清末河套地区的水利制度与社会适应〔J〕.近代史研究,2001,(6).
    〔10〕王文墀,等.临河县志〔Z〕.1931.
    〔11〕张维华.王同春生平事迹访问记〔J〕.禹贡,1936(第6卷,第5期).
    〔12〕王陶.河套五原县调查记〔J〕.地学杂志,1921,(第12卷,第2期).
    〔13〕屠义源.绥远政坛见闻琐记〔A〕.内蒙古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我的经历见闻〔C〕?郾
    〔14〕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包宁线包临段经济调查报告书〔R〕.1932.
    〔15〕王毓瑚.近代后套开垦试论〔J〕.北京农业大学学报,1980,(3).
    〔16〕王喆.后套渠道之开浚沿革〔J〕.禹贡,1937,(第7卷,第8、9合期).
    〔17〕顾颉刚.王同春开发河套记〔J〕.禹贡,1935,(第2卷,第12期).
    〔18〕韩梅圃.绥远省河套调查记〔Z〕.1934.
    〔19〕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Z〕.上智编译馆,1950.
    〔20〕张遐民.王同春与绥远河套之开发〔M〕.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
    〔21〕绥远省政府.绥远概况〔Z〕.1933年.
     
友情链接在线留言

Copyright 2009 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 版权所有 All rights reserved
备案编号:蒙ICP备14001698号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63号院 技术支持:一街科技
邮编:010055 电子邮箱:nmgswt@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