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方游牧民族“烧饭”和“剺面”习俗的传承

    时间:2017-04-13 16:37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北方游牧民族“烧饭”和“面”习俗的传承
     
                曹彦生
     
        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在丧葬习俗上,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行为,“烧饭”、“剺面”便是极具草原特征的习俗之一。尤其是“烧饭”习俗,其名虽起于辽、金、元三朝,但此前的乌桓、敕勒、突厥等许多古代游牧民族早已有此习俗。时至今天,“烧饭”习俗的遗痕仍在北方地区残留。“剺面”习俗,上可推至公元前的斯基泰、匈奴,下则延至13世纪的蒙古。关于“烧饭”之礼,已有许多学者进行过深入探讨[1];而“剺面”之俗,单独作为古代游牧民族丧葬和祭祀的习俗之一进行研究,目前还仅是开端。本文在借鉴、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北方游牧民族“烧饭”、“剺面”习俗的纵向研究,试图从文化传承的理论角度,寻求“烧饭”之礼残留至今,而“剺面”之俗却于中世纪湮没的历史原因。
     
    一、“烧饭”之俗传承至今
     
        “烧饭”之义,李焘《续资治通鉴开编》天圣九年(1031)六月条记载:“(辽圣宗)既死,则设大穹庐,铸金为像,朔、望、节辰、忌日并致祭。筑台高逾丈,以盆焚酒食,谓之烧饭”;《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卷三云:“死者埋之无棺椁。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所有祭祀饮食之物尽焚之,谓之烧饭”。文惟简《虏廷事实》亦言:“尝见女真贵人初亡之时,其亲戚、部曲、奴婢设牲牢、酒馔以为祭奠,名曰烧饭”。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集记元朝蒙古人习俗时说:“元朝人死致祭曰烧饭。其大祭则烧马”。由此可以看出,辽、金、元三朝的“烧饭”之礼,乃丧葬、祭祀时焚烧死者生前之物和酒食、牺牲甚至奴婢等。王国维在《烧饭》一文中,首引王沈《魏书》所云乌桓“葬则歌舞相送,肥养犬,以彩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服、生时服饰,皆烧以送之”,主张烧饭虽本契丹、女真旧俗,然而并非始自辽、金,而是源于乌桓;后世乃以纸制车马代替奴婢、鞍马。今日送三之俗,即辽、金烧饭之遗。
        “烧饭”习俗中一重要内容是杀马殉葬或祭祀,只不过死者或受祭者应为“贵者”、“贵人”罢了。游牧民族杀马殉葬、祭祀的习俗,依史料记载最早可溯至古代欧亚内大陆游牧的斯基泰人。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著《历史》中记载:“斯基泰人用各种畜类作为牺牲,但主要是马,在国内没有养猪的习惯”。匈奴人是否杀马殉葬、祭祀,史载不详,《汉书·匈奴传》仅写到“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裳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十百人”。但大量的考古发掘证明,匈奴丧葬盛行殉牲习俗。内蒙古桃红巴拉匈奴墓葬,以桃M2例,计有羊头骨四十二具、马头骨三具、牛头骨四具和牛蹄骨若干;在殉牲的马头骨附近,往往发现有马衔、马镳和马饰等,说明死者生前所乘马亦被用来殉葬。[2]呼鲁斯太匈奴墓,如呼M2,在人骨架上发现二十七个马头骨,作三行“一”字排列。[3]西岔沟匈奴墓群,亦盛行殉葬马头,在东部墓区的岗尖上,单独出土了三个一字排列的马头骨,这显然是殉马风俗的遗留。[4]斯基泰人、匈奴人殉葬所用的马,是否“烧”过则无从考证,亦未曾见到考古实例。匈奴之后,活动于中国北方的许多游牧民族不仅继承了杀马殉葬这一习俗,而且作为牺牲之用的马还要再“烧”,当然用于牺牲之物的不仅是马,还有牛、羊等;所“烧”的也不只死者生前乘马、衣服,举凡生前所用之物,所喜爱的东西几乎无一不在被“烧”之列。
        《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注引王沈《魏书》,记载乌桓人葬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生时服饰,皆烧以送之。特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乎赤山。……至葬日,夜聚亲旧员坐,牵犬马历位,或歌哭者,掷肉与之,使二人口颂咒文,使死者魂神径至,历险阻,勿令横鬼遮护,达其赤山。然后杀犬马、衣服烧之。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亦同祠以牛羊,祠毕皆烧之。饮食必先祭。”显然,乌桓人丧葬时“杀犬马、衣服烧之”,祭天祠地敬鬼神时,亦要以牛羊烧之。辽、金、元三朝“烧饭”之俗,与乌桓丧葬之礼一脉相承。叶隆礼《契丹国志·道宗纪》云“帝以(宋真宗、仁宗)御容于庆州崇奉。每夕官人理衣衾,朔日、月半上食,食气尽,登台而燎之,曰烧饭。惟祭天与祖宗则然。”因而,“烧饭”习俗的内涵很广,不仅用于对死者的丧葬、祭祀,而且也用于祭祠人祖和天地鬼神。陈述教授主张“烧饭是祭祀不是殉葬”,宋德金先生坚持“烧饭只用于祭祀死者而不用于祭天”的观点,都有商榷余地。突厥人的丧葬仪式,据《周书·突厥列传》言:“死者,停尸于帐,子孙及诸亲属男女,各杀羊马,陈于帐前,祭之。绕帐走马七匝,一诣帐门,以刀剺面,且哭,血泪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择日,取亡者所乘马及经服用之物,并尸俱焚之,收其余灰,待时而葬。”“葬之日,亲属设祭,及走马剺面,如初死之仪。”
        鲜卑与乌桓习俗相同,史载甚明。王沈《魏书》称鲜卑“语言习俗与乌丸同。”《后汉书》亦载鲜卑“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惟婚姻行髡头。”乌桓祭祀有烧死者乘马、衣物之俗,而与之习俗相同的鲜卑亦有之,《宋书·索虏传》言拓跋鲜卑“葬送皆虚设棺枢,立冢椁,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鲜卑与匈奴一样有“绕林木而祭”的风俗,此俗又被后世的敕勒、突厥、契丹、蒙古等继承下来,只不过所绕之“林木”变为“墓所”而已。《魏书·高车传》称敕勒人送葬时,“多杀杂畜,烧骨以燎,走马绕旋,多者数百匹。”《周书·突厥传》和《隋书·突厥传》均言突厥人丧葬时,走马绕“尸帐”、“墓地”各十匝。《辽史·礼志》丧葬仪条记载,圣宗崩,“初奠,皇帝、皇后率皇族、外戚、使相、节度使、夫人以上命妇皆拜祭,循陵三匝而降。再奠,如初。”《黑鞑事略》也说蒙古“其墓无冢,以马践蹂,使如平地。”辽、金、元三朝的“烧饭”之礼应溯源至斯基泰、匈奴等殉葬、祭祀的“杀牲”风俗。当然,匈奴、鲜卑诸族祭天地鬼神的杀牲、烧物习惯,不能简单地与辽、金、元三朝用于丧葬、祭祀贵者和先祖“烧饭”之礼相比类;然而,从文化渊源及继承的历史看,“烧饭”源于杀牲以殉的自然崇拜习俗,是游牧民族社会发展至祖先崇拜阶段的产物,后起的草原民族将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发展、承继下来。
    值得一提的是,殷商时代的考古表明,殷墟周围清理出的墓葬中,一般都用狗殉葬,且大多埋在墓穴的填土、腰坑或二层台上,有生殉和杀殉两种情况。[5]与商朝相同时代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中亦有殉犬的习俗。近年来,一些学者主张商之先人出自幽燕甚至更北的西辽河流域,如果从墓葬殉犬习俗看,商人与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类某些风俗是一致的。从出土器物看,夏家店上层文化是由游牧民族创造的,考古学界对此观点已趋于一致。耐人寻味的是草原上兴起的东胡系游牧民族乌桓和鲜卑也有用狗殉葬的习惯,甚而后来的契丹族又承继了这一习惯。《辽史·礼志六》在岁时杂仪条中记述:“八月八日,国俗,屠白犬,于寝帐前七步瘗之,露其喙。后七日中秋,移寝帐于其上。国语谓之‘捏褐耐’。‘捏褐’,犬也;‘耐’,首也”。将犬视为神物而殉葬,是草原地带许多古代民族所共有的。
        北方古代游牧民族将一两种禽兽视为图腾而顶礼膜拜的记载,屡见于史乘。如乌桓入视犬、突厥人视狼、契丹人视青牛和白马、蒙古人视苍狼和白鹿等。以牲畜、奴婢殉葬既是风俗的传承,也是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志。草原地区民族无论如何兴衰替嬗,游牧生产方式是不变的,即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始终不变。尽管有些民族如契丹、女真、蒙古等立国后进入封建制社会发展阶段,但“烧饭”这一古老的习俗依然被承继下来,甚至转化所“烧”的内容而仍保留“烧饭”的形式以适应时代的发展。
    “烧饭”不是火葬,与“燔柴”也无涉,学界对此已有共识,但“烧饭”举行的时间,贾敬颜教授认为“视各自的习惯和要求而相互不同”,陈术教授认为“烧饭只是致祭就是祭祀,祭祀可以朔、望举行,也可以每天举行”。二位学者虽对“烧饭”理解不同,但对举行的时间,观点基本相同。宋德金先生依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主张“烧饭”仅在朔、望、节辰、忌日进行,“烧饭”仅指焚烧祭祀之酒食,而乌桓,突厥殉葬之物则包括生前所乘之马及衣物,因此,“烧饭”不是殉葬的延续形态。贾敬颜教授认为殉与祭,即杀马(甚至杀奴婢)殉葬与“烧饭”祭祀是一回事。辽兴宗焚烧圣宗生前所用弓矢、鞍勒、服御、玩好、图画、马驼、仪卫等物,且祭祀一次,焚烧一次。
        辽、金、元三朝的“烧饭”,尤其是杀马,不仅用于送葬之时,亦用于各种祭祀之礼。1245年奉英诺森四世教皇旨令出使蒙古的意大利人柏朗嘉宾,记述蒙古人的丧葬风俗时写道:“当病人死后,如果他官居上品,便把他秘密地埋葬于田野中人们所乐意的地方。届时还要用他的幕帐之一陪葬,使死者端坐幕帐中央,在他面前摆一张桌子,一大盆肉和一杯马奶。同时还要用一匹母马及其马驹、一匹带缰绳和备鞍的牡马等陪葬。当把另一匹马的马肉吃完之后便用稻草把其皮填塞起来,然后再竖于两块或四块木头之上。这样一来,死者在另一世界也可以有一幕帐作栖身之地,有一匹母马以挤奶喝和饲养牲畜,同时也有可供作坐骑使用的公马。已被吃掉其肉的马匹的骨头为祭其灵魂而焚烧骨头,正如我们在那里亲眼目睹和亲耳所闻的那样。”[6]辽、金、元三朝殉葬杀牲之俗也不尽相同,《三朝北盟会编》所记女真贵者,生焚“所乘鞍马以殉之”。《柏朗嘉宾蒙古行纪》称蒙古以“一匹母马及其马驹、一匹带缰绳和备鞍的牡马”陪葬。柳条沟一号辽墓中,骨灰由木匣盛敛,墓室中出有一堆火化的骨灰和未烧尽的碎骨,[7]证明辽代有烧牲殉葬现象。以马生殉的习俗渊源于古代斯基泰、匈奴,而焚马殉葬又可追至突厥“取亡者所乘马及经服用之物,并尸俱焚”的风俗,乌桓人葬时亦有烧“所乘马”的记载。即使将辽、金、元三朝的“烧饭”之礼保守地理解为祭祀亡者所用,我们也应视乌桓烧亡者所乘之马和衣物的风俗为“烧饭”的滥觞。蒙古人祭祀第一位皇帝偶像时,不仅供奉许多祭品,甚至还要把那些至死也无人敢骑的马匹供于偶像前面,同时还用其它牲畜祭祀;如果要宰而食之,绝不能折断牲畜的任何骨头,而是放在火中进行焚烧。[8]蒙古人祭祀时焚烧牲畜骨头的作法,与敕勒(高车)葬送之际“多杀杂畜,烧骨以燎”的作法如出一辙。韩百诗针对蒙古“皇帝晏驾时,用他的一些王后宫妃及婢,连同马匹一起殉葬并在其墓前举行祭祀”的习惯,指出“匈奴人和突厥人中也存在”[9]。《北史·突厥传》明言,葬后,“祭之羊骨头,尽悬于标上。”因而,仅以“烧饭”之牲祭方式看,无论烧牲抑或杀牲,此俗都非始自契丹。
        胡峤《陷北记》言:“会诸部人葬德光……至大山门,两高山相去一里,有长松丰草,珍禽野卉,有屋宇碑石,曰陵所也。元欲入祭,诸部大人惟执祭器者得入,入而门阖。明日开门,曰抛盏,礼毕,问其礼皆秘不可言。”抛盏的情节,未能记载下来,但既然是祭祀,从执祭器的情况看,理应是取血酒、“盆焚酒食”一类,“抛盏”、“烧饭”不过是一种礼仪的两样名称罢了,陈述、贾敬颜两位学者已推证和肯定。作为佐证的是:乌桓人以赤山为死者魂神所归之所,烧死者所乘马衣物及犬,“言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契丹人则以黑山为国人魂魄所居之处,《辽史·礼志六》记载:“冬至日,国俗,屠白羊、白马、白雁,各取血和酒,天子望拜黑山。”既然乌桓、契丹各将赤山、黑山视为犹如中国岱宗一样的众神集聚之地,则广义上的祭记先祖之礼与狭义上的“烧饭”之俗应有许多一致的地方,可以断定,“抛盏”与“烧饭”当属同义。
        北方游牧民族的“烧饭”习俗大致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乌桓之前、乌桓至明末蒙古、清初至今。第一阶段“烧饭”的主要内容为牲殉、牲祭,属此俗的原始形态。第二阶段“烧饭”的主要内涵为焚烧牲骨、亡者衣物、酒食等,系“烧饭”之礼的形成期。第三阶段,蒙古、女真甚至北方地区的汉族开始以纸制车马、器物为替代品焚烧祭祀,这是时代发展,物质与文化提高的结果,“烧饭”之俗只保留了传统形式而内容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当然,“烧饭”习俗发展的三个阶段是错综复杂而非泾渭分明的。《辽史·礼志六》岁时杂仪条在冬至日记述道:“五京进纸造人马万余事,祭山而焚之。俗甚严畏,非祭不敢近山。”《宋会要辑稿·蕃夷二》也记载,(契丹官吏)“北向设香酒拜跪,成服举哭三奠,焚纸马”,可见至少辽代便有以纸制车马祭祀的例证。何以“烧饭”之礼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贾敬颜教授认为:“杀马殉葬,辽代中晚期曾明令禁止,其他物品如甲胃、金银器、珍宝的殉葬,则禁止与否视情况而定”,“如果不是此风流行以至影响到生活、生产或战斗能力的保持,那绝对不会一而再地颁布此种禁令的。”纸制车马并非能在禁令杀牲后便广而推之。加上草原地带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诸游牧民族的频繁更替,承袭风俗的过程也必然有先有后,如清代立国之前,满洲人仍延袭着焚烧奴婢、马匹之类以殉葬的习俗,即如果一个贵人死后,要把他在另一个世界生活所需的仆人、妇女、马匹和弓箭投入他的火葬堆。这一野蛮习惯在后来他们征服了中国之后,由于中国人的反对和纠正而终于放弃了。[10]
    “烧饭”之俗经历的以烧牲代替殉牲、以纸制马代替烧牲的两次变革,都是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表现。焚烧牲骨所余之肉为活人所食而减小了浪费,焚烧纸制车马代替真物又节省下大量的畜力而有利于牲畜繁殖,这是游牧民族生活、生产的需要。正如秦始皇以陶俑替代奴隶殉葬而保存了劳动力一样,游牧民族祭祀上的“烧饭”之礼适应时代需要和变化方得以传承下来。国学大师王国维说:“今日送三之俗,即辽、金烧饭之遗,”“烧饭”之俗,虽名起于辽,但并不起源于辽;“烧饭”之名虽失于明,但明之后其俗仍保留在草原民族之间,中原农耕民族也受到影响,并继续向南传播。“烧饭”之俗流传至今,生生不息的原因,除适应时代变革内容的客观因素之外,还有萨满教、喇嘛教等宗教的精神驱使作用。萨滿牧主张火能清邪,柏郎嘉宾在其《蒙古行纪》中就曾记述对蒙古人祭偶像时,宰杀一只绵羊,把羊肉吃掉,羊骨头放在火中焚烧;蒙古人丧葬后还举行火净仪式,点燃两堆篝火,再往火堆旁插两杆长矛,矛尖拴一根绳子,绳索上再拴几片挺拔织物布片,受净化的人、牲畜和幕帐都要从两堆火之间的这根绳子和上面挂着的布片下通过,体现了火能洗涤罪孽、为死者祝福的萨满原始宗教思想。喇嘛教主张万物有灵,禁止血祭。明代蒙古阿拉坦汗时,随着喇嘛教的传播,蒙古地域一直实行的用处死的女子、奴隶和活牲畜进行殉葬的制度已经废禁。另外,当时还禁止用杀人和屠宰牲畜来进行年祭、月祭和临时需要的祭祀,总而言之,一切血祭均被禁废。[11]禁止血祭的喇嘛教义无疑阻碍了信奉喇嘛教的蒙古牧民对“烧饭”习俗的继承,加上北元治下畜牧衰败、牲畜减少,杀牲以殉、焚牲以祭的“烧饭”习俗已难以维持,更换“烧饭”所烧内容、保留其俗的形式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于是祭礼时焚烧纸制车马得以流行起来。
     
    二、“面”习俗的湮没
     
        “剺面”作为北方古代游牧民族丧葬时的另一血祭习俗,起源亦很早,依据史料记载,“剺面”之俗滥觞于斯基泰人。斯基泰国王死去,当尸体运到的时候,接受尸体的人和王族斯基泰人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割掉他们的耳朵的一部分,剃了他们头,绕着他们的臂部切一些伤痕,切伤他们的前额和鼻子,并且用箭刺穿他们的左手。[12]斯基泰人丧葬时的剺面习俗,曾为后来相继而起的草原民族和东北女真族所承袭,直到元朝初期才最终退出北方民族的历史舞台。
        游牧斯基泰人的一支东抵阿尔泰山甚至更东的地方,公元前3世纪末,由于匈奴西进、南下,迫使“本居敦煌祁连间”,“随畜移徒,与匈奴同俗”[13]的月氏西迁,进住斯基泰地区。匈奴不断扩张的结果,尤其是冒顿单于“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26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14]斯基泰人的一部分及受其风俗影响的月氏等部族,在被匈奴役使的同时,也将“剺面”等礼俗传到匈奴境内。据《后汉书,耿弇传》记载:“匈奴闻(耿)秉卒,举国号哭,或至犁面流血。”犁面即剺面。鲜卑占据匈奴故地后,留居的匈奴人又将剺面习俗传染给了鲜卑。《梁书·滑国传》在谈及鲜卑乙弗部即呖哒人时说:“葬以木为椁,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讫则吉。”滑国是西域“无城郭,毡屋为居,东向开户”的游牧小国,在征其旁“波斯、盘盘、罽宾、焉耆、龟兹、疏勒、姑墨、于阗、句盘等国”之后,方“开地千余里”,其“父母死,子截一耳”的习俗当是承袭斯基泰、匈奴及后裔之俗。
        兴起于公元6世纪中叶,分布在大漠南北,东起今贝加尔湖、西至中亚细亚辽阔地域的突厥族,剺面之俗尤甚。《周书·突厥传》及《隋书·突厥传》均记载:突厥人在埋葬之日,亲属设祭及走马、剺面、痛哭,一如停尸时的仪式;而停尸于帐的仪式就包括亲属绕帐走马七匝,其中一人则至帐门用刀剺面痛哭,血泪交流,如此7次乃止。《旧唐书·回纥传》也记述突厥毗伽阙可汗死,宁国公主“依回纥法剺面大哭”。《毗伽可汗碑》描述突厥人剺面之俗更加详细,毗伽可汗丧葬时,“这么多的百姓剪去了头发,划破了耳朵、面颊。他们带来的专乘良马、黑貂、蓝鼠无数,并全部祭献了”[15]。《新唐书,太宗诸子传》也有突厥风俗的记述:常山王承乾好讲突厥语、穿突厥服装,选择容貌类似突厥的人,叫他们穿上羊裘、披发,五人组成一落,张设毡帐而居,帐前建五狼头蠹,分戟为阵,悬挂幡旗,而自己则建穹庐居住,使诸落敛羊烹煮,抽佩刀割肉而食;承乾还装作可汗死状,命众人号哭剺面,骑马绕帐而哭。承乾极力漠仿突厥生活方式的行为,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突厥风俗材料,证明突厥人的剺面习俗与斯基泰、匈奴、鲜卑诸族一脉相袭。
        金代女真人以剺面致哀。文惟简《虏廷事实》称,女真贵人初亡之时,其亲戚、部曲、奴婢“跪膝而哭,又以小刀轻剺额上,血泪淋漓不止,更相拜慰。”元朝立国之前的蒙古某些部族亦有此俗,赵珙《蒙鞑备录》说:13世纪时的蒙古白鞑靼部“遇亲母之丧则剺其面而哭,尝与之联辔,每见貌不丑恶,而腮面有刀痕者问曰‘白鞑靼否?’曰‘然’。”出使蒙古的柏朗嘉宾在其《蒙古行纪》中记道:窝阔台以武力征服乞儿吉恩人,作为异教徒的乞儿吉思人有这样的风俗习惯,“当某人的父亲死亡后,悼痛使其儿子们从面部撕下一条肉。从一个耳朵撕到另一个耳朵,以剺面表示哀悼。”
        “剺面”习俗根据史料记载,有些民族用于哀悼国王、可汗之类的民族首领之死,如斯基泰、突厥等;有些用于悲痛贵人、父母这类身边要人亲人去世,如匈奴、呖哒、女真、白鞑靼、乞儿吉思等。然而,这不过是文化、习俗传承过程中的细微演变而已。“剺面”,“习俗得以为许多古代游牧民族传承的历史原因是,各民族相继出现在历史舞台的时间不同,但社会发居阶段、经济文化类型却极其相似,故从民族心理上有接受、吸收、传播的可能。当然,“剺面”并非只为草原民族所传承,随着诸游牧民族的内迁,此风也被带到了中原。《新唐书·郭元振传》谈到,神龙(705—706)中,元振任安西大都护时被朝廷召为太仆卿,“将行,安西酋长有剺面哭送者。”《新唐书·酷吏来俊臣传》载,俊臣闻吐蕃酋长阿史那斛瑟罗育婢善歌舞,设计诬割之而欲得其婢,“诸蕃长数十人割耳剺面,讼冤,乃得解。”《旧唐书·田承嗣传》言:代宗大历十年(755),安禄山旧将田承嗣并相、卫、洺、磁四州,欲为帅,乃阴令诸将至唐朝中使孙知古处,割耳剺面,请以承嗣为帅。依据《周书·突厥列传》,“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吐蕃酋阿史那斛瑟罗及“诸蕃长”应与突厥有密切的血缘或政治关系;安西酋长史载为突厥人;而安禄山部将田承嗣乃平州庐龙人,其地胡、汉杂居,胡风盛行。上述诸例正是内迁的游牧民族,将丧葬、祭祀所用的“剺面”习俗转借他用,但用以表达悲恸的本意未变。北方其他诸后进民族也有借“剺面”作别用场的实例,如《辽史·天祚皇帝本纪二》记载:天祚帝下诏有“女直作过,大军翦除”之语,女真主阿骨打聚众,“剺面仰天恸哭”。阿骨打以“剺面”方式激励将土,也属“剺面”用于丧葬习俗之外的特殊情形。
        “剺面”的实施者从记载材料看,上至一族之主,下至普通牧民,却少有奴婢;而“烧饭”习俗在第一、第二阶段的内容之一便是生殉、焚烧奴婢。另外,“剺面”、“烧饭”并非是各自独立的习俗,许多游牧民族丧葬、祭祀时常常“剺面”、“烧饭”同时进行,相辅相成。笔者认为:“剺面”是以血象征生命或说以血代替活人身体殉葬、人祭的祭祀习俗。有“断腕太后”之誉的契丹述律皇后,“太祖之崩也,后屡欲以身为殉,诸子泣告,惟截其右腕,置太祖柩中”。[16]断腕亦或割耳、剺面都是以人身的局部代替本身殉葬、祭祀,属奴隶制时代人殉人祭的变相形式,是游牧民族“烧饭”之外另一种丧葬祭祀形式。剺面习俗在蒙古立国之后不再见于史乘记载。“烧饭”习俗历经两次变革而被草原游牧民族传承下来,而“剺面”却于中世纪消声匿迹。寻究其因,当然有蒙古统一草原进而统一中国之后,草原民族由蒙昧、野蛮社会过渡到封建制这一客观原因。应该说也有贵族、百姓不愿以“剺面”这种自残形式祭祀的主观因素。从史载不难发现,作为北方游牧民族丧葬、祭祀习俗的“烧饭”和“剺面”,“剺面”并不象“烧饭”那样普及,“剺面”时必然伴随着“烧饭”,而“烧饭”未必都得“剺面”。“剺面”习俗消失之前的传承过程时续时断、若隐若现,这与民族的社会发展有关,即不合适宜的习俗只能为更落后的地区、民族、部落所接收和传承,而一旦失却移植的土壤,任何习俗都该寿终正寝了。
        “烧饭”和“剺面”作为我国北方古代游牧民族的丧葬、祭祀之俗,有统一亦有分离。“烧饭”之杀牲、烧牲,殉人、焚人;“剺面”之割耳、切额,均为血祭形式,但实施的对象往往不同。一般说来,用于“烧饭”祭祀的人往往是奴婢、俘虏、政敌等;行“剺面”祭祀者多为贵族、自由民。“烧饭”、“剺面”之俗起源于草原游牧民族万物有灵及祖先崇拜的宗教信仰,受地理环境、社会发展阶段、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诸方面的限制,萨满巫术成为游牧民族宗教史的主要篇章,这是丧葬习俗传承下来的重要条件。草原人类的主观能动作用也是习俗能否传播下去的因素之一,而且不容低估。作为游牧民族祭祀习俗一部分的“剺面”中途消失,便与草原贵族思想意识上的抵制有直接关联。但以奴隶、牲畜进行血祭的“烧饭”习俗直至16世纪仍存在于蒙古翁牛特部、科尔沁部十旗、杜尔伯特部和郭尔罗斯部。[17]“烧饭”之俗适时转换内容而求其形式,满足了草原民族的精神需要,所以才能传播下来并残留至今。
     
     
     
     
       
     
    [1] 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6《烧饭》;陈述:《谈辽金元“烧饭”之俗》,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贾敬颜:《“烧饭”之俗小议》,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l期;宋德金:《“烧饭”琐议》,载《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本文所引上述文章不一一作注。
    [2] 田广金:《桃红巴拉的匈奴墓》,《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
    [3] 塔拉、梁京明:《呼鲁斯太匈奴墓》,《文物》1980年第l期。
    [4] 孙守道:《“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发现》,《文物》1960年第8、9期。
    [5]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33页。
    [6][8] 耿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32—35页,中华书局,1985年。
    [7] 冯永谦:《北票柳条沟辽墓》,载《辽宁文物》1981年第1期。
    [9] 耿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所附韩百诗注释,中华书局,1985年,第122页。
    [10] (意)卫匡国著、戴寅译:《鞑靼战纪》,载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
    [11][17] (西德)海西希著、耿升译《蒙古的宗教》,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86、363页。
    [12] (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嘉隽译:《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58页。
    [13] 《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14]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五十》,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896页,
    [15] 耿世民译:《毗伽可汗碑》,载林干著《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70页,
    [16] 叶隆礼:《契丹国志·后妃传·太祖述律皇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原载《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 曹彦生(1965—),男,蒙古族,北京民俗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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